第20章 第二十章 苦难是文学之母 （1/2）

苦难文学素来被称为文学之母，不是因为它苦，而是因为它最早发现了文本的原始力量，替无声者发声。

人类最早的文学，几乎都源于对生存困境的呼喊。比如《诗经》中的「饥者歌其食，劳者歌其事」、古希腊悲剧、但丁的《神曲》。

在文本诞生初期，文学的首要功能不是娱乐，而是记录集体的创伤与个体的挣扎。

可以说，文学的生命力，最初就是靠「为苦难赋形」撑起来的。

在批判现实主义中，苦难是检验真实的试金石，为什么舒先生、鲁先生能够成为巨匠，不是因为他们写得惨，而是因为他们让读者看见，在生存的重压下，人的尊严是怎样一点一点被磨灭的。当作家敢于直面苦难，文学才有了批判的锋芒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苦难是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底色。

即使是后现代主义，它虽然宣扬解构，认为一切都是虚无的，可它依旧无法脱离苦难，它只是把苦难从一部悲壮的史诗，变成了一场荒诞的游戏。

舒先生写茶馆的人生百态，会让你觉得心疼。

卡夫卡写格里高尔变成甲虫，同样也会让你心堵。

德里罗写《白噪音》，一家人在毒云威胁下跑去超市抢购，让你心空，因为所有大悲大喜都被消费符号平摊了，你痛都不知道该痛哪里。

所以鲁树写《变脸》时，他也是从这种角度出发的，或许有人说，他没有经历过民国，又怎么会懂民国呢？

因为他懂得不是民国，而是苦难的真相，史料可以重建细节，舒先生在写《茶馆》的时候，他也没有经历过戊戌变法的时候，但他可以研究那个时代的人是怎么说话、怎么活着的。

同理心可以穿越时间，文学的想像力也能够补全血肉，托翁写《战争与和平》，拿破仑战争的时候他都没有出生。

伟大的作家不需要经历，需要的是看见的能力，看见文件数据里，那些活生生的人。

可写苦难，最难的就是克制，哭天抹地，四处宣泄，从来不是好文学。

苦难逼著作家用最朴素的语言写最深的绝望，这种返璞归真正是文学基本功的源头。

文学的根，扎在苦土里。扎得越深，开出的花才越沉。

苦难之所以是文学永恒的母题，就是因为它逼问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。

所以鲁树写变脸王最后死在了狱中，写狗娃磕死在了台阶上，写梁老板被糟蹋后死在了床上，哪怕是威风凛凛的军阀师长，最后也兵败如山倒。

他要用苦难这根最古老的文学之刺，去扎现实主义的魂，用最冷静的白描、最克制的感情，去写出最深的痛苦。

因为他是真的认为，《变脸》这部现实主义的苦难文学作品，对于1978年的很多人来说，是极其有用的。

去年的《班主任》已经打响了伤痕文学的第一枪，时代已经风起云涌。在今年的5月份，《江淮文学》将紧随其后，发表王余九的短篇小说《窗口》。最终在8月份，卢鑫华的一篇《伤痕》，彻底标志着伤痕文学的出世。

鲁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些什么，他认为伤痕文学有他出现的理由，但是他不认为伤痕文学有持续下去的借口。

历史已经证明过了，让伤痕文学继续持续下去，对这个国家，对这个民族，对中国的文学都没有什么好处。

所以他想做些什么，就像他的那些前辈一样。

《变脸》这部小说，就承担着这样的历史使命。

鲁树写《变脸》，不是为了简简单单描述一个民国的故事，而是为了给1978年的人带去点什么。

但今天的中国最大的问题，不是知识分子苦，是底层老百姓苦。那些不识字的人、在田里刨食的人，他们的苦难，伤痕文学写过吗？

伤痕文学的之所以被批评歪，就是它把一小部分人的苦难，当成了所有人的苦难。它哭的是我的理想破灭了，但那些根本没有理想可破灭的人呢？他们的苦，谁来写？

《变脸》写的是变脸王。一个底层的，一个跑江湖的，一个死了儿子、没了老婆、只剩一条船和一只猴的老头。

他的苦难不是理想破灭，是活着本身就很吃力。这才是大多数中国人的苦难。

《变脸》是把伤痕文学向下看的视角，变成了蹲下去写的视角；把宣泄变成了止痛，所以在结局里面变脸王才会在牢里写下莫哭两个字；从知识分子变成了所有人。

鲁树想用《变脸》给当下的人民群众带去一面镜子，一个出口，一种尊严。

能够让人民群众在《变脸》这部小说中，看见了自己，苦了一辈子的自己，什么都没剩下，但还在撑。这本书就是在告诉他们：你不是一个人。

让他们只需要在合上书之后，安安静静地坐一会儿，想通一件事：我苦过，我没死，我比那些死了的人强。

伤痕文学里的苦难，是被动承受的——我被害了。《变脸》里的苦难，是主动扛着的——我还活着，我得撑下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