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8章 第三十六章 赵庆 （1/2）

赵庆来的时候，唐震正在值班室里擦那把手电筒。

不是手电筒脏了——是他在江边按过湿尸的手臂之后，手电筒的金属壳上沾了一层极淡的灰白色痕迹，怎么蹭都蹭不掉。他用抹布蘸了水反复擦，铁壳上的冷光在四十瓦灯泡下亮得发涩。老周坐在藤椅上端着搪瓷缸，茶水的热气已经不怎么冒了。他把缸子搁在桌上，缸底和桌面碰出一声闷响。

“外面有人找你。”

唐震抬起头。老周的手指在考勤表上轻轻敲了两下，浑浊的眼珠往窗外瞥了一眼。“昨天晚上就来找过一次，你不在。今天一早又来了。姓赵，说跟你是老乡。”

唐震说他在重庆没有老乡。

“他说他在安邦药厂干过。”老周把搪瓷缸端起来，嘴唇在杯沿上停了一下，“他说他吃过安邦的药。”

唐震把手电筒搁在桌上。铁壳和桌面碰出一声比平时更脆的响。他把抹布叠好放在桌角，站起来走到值班室门口，推开门。

院子里站着一个四十出头的男人。

灰布上衣，领口磨得发白，袖子上沾着洗不掉的机油渍。裤子是厂矿发的那种劳动布工作裤，膝盖上补了两块颜色不一样的布。他站在院子里没有进来，两只手交握着垂在身前，肩微微往前缩，姿态像是在排队等着被叫号。他听见门响，抬起头。脸上的皱纹比实际年龄深得多，眼眶下面两团青灰色，嘴唇干得起皮。但他的眼神和别人不一样——不是恐惧，不是祈求，是一种已经把最坏的结果在心里预演过无数遍之后，剩下的那种奇怪的平静。

“唐同志。”他往前迈了一步又停住了，像是怕踩到什么不该踩的地方，“我姓赵，赵庆。纺织厂的，干了十几年机修。去年厂里体检说我肺上有问题，我就去查——查出来是晚期。”他把手从身前松开，摊了摊，像是在展示一件他已经接受了很久的事实，“医生说最多还有半年。我信了。但我吃了安邦的药之后，半年过去了，我没死。”

他把袖子卷起来给唐震看他的手臂。

不是淤青，不是疤痕，不是任何常规病理该有的症状——小臂内侧的皮肤下面有一层极细的网状纹路，青灰色，从手腕往上一路延伸到肘弯里侧。纹路的走向不是血管，也不是淋巴，是某种自成体系的、像菌丝在皮下蔓延扩散时形成的脉络。唐震见过类似的纹路。丰都溶洞里那些被巫煞侵蚀过的骨殖表面，附着着一层同样走向的暗色沉积物。

“最开始只有手腕上一点点，”赵庆用手指沿着纹路的边缘划了一圈，“我以为是什么皮肤病。后来它开始往上长。不痛，但痒。不是表面的痒——是从肉里面往外发出来的那种痒，像有什么东西在皮下面织网，一点一点地往外撑。”他抓了抓手臂上的纹路，指甲在皮肤上刮出几道白印，指甲缝里带出来一层极细的灰白色粉末，落在桌面上，在灯泡的黄光下像碾碎的蛾子翅膀。

唐震看到了那些粉末。他没有提醒赵庆。这个人的身体已经开始往外渗东西了，他自己还不知道。现在提醒他，等于告诉他他已经走上了和江边那些空壳同一条路——只是走得慢一些。

唐震让他进值班室坐下说。老周从藤椅上站起来，把搪瓷缸往桌角挪了挪，从抽屉里摸出烟盒和火柴搁在桌上，说去院子里擦擦车，顺手把门带上了。走到门口时他的目光在赵庆手臂上停了一下，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。门关上之后，值班室的灯泡黄黄地照着两个人。

赵庆坐在藤椅边上，半边屁股挨着座，背挺得笔直。唐震给他倒了一搪瓷杯老荫茶，他双手接过来端在膝盖上，没有喝。茶水面上漂着几片碎茶梗，在灯泡下投出极小的阴影。唐震注意到一个细节——赵庆的影子在桌面上的投影边缘有一圈极淡的虚边，不是重影，是轮廓周围裹着一层像热气蒸腾时的波动，灯泡没晃，影子自己在晃。他没有盯着看，但他站起来走到文件柜旁边，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灯泡的一部分光线，让赵庆的影子在桌面上的投影角度改变。虚边还在。他回到原位，没有再提这件事。反复确认之后选择了沉默，但沉默本身就是答案。

“安邦的药叫什么。”

“没名字。一个白塑料瓶子，标签上只印了三个字母——ABG。厂里的人说这药是特批的，还没上市，先给重病号试用。吃一个星期停三天，再吃一个星期。第一盒不要钱，后面也不贵，一个月二十来块钱——比化疗便宜。我吃了两个月之后去复查，片子上的阴影没扩大。”赵庆低头看着自己手臂上的网状纹路，“医生说病情暂时稳定了，可以考虑继续用药。我问医生这药有没有副作用，医生没说话。旁边有个男的——在旁边整理病历的一个男的，不是医生，穿蓝大褂，替医生回答说‘副作用因人而异，你这点不算什么’。我把袖子撸起来给他看，他看了，说‘正常反应，多喝水就好了’。他全程拿背影对着我。”

“那个人的蓝大褂上有没有胸牌。”

“有。没有字。没有名字。”

唐震没有追问。他在记忆里把这个人对应上——丰都码头仓库的那个，没有名字，没有档案，只有安邦内部编号。

“你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不对劲。”

“第三次开药的时候。药房的人换了一个，不认得我了，让我重新挂号。我去挂了号回来，他们说我之前的病历找不到了。我问能不能再做一个检查，他们说不用，继续吃药就行。”赵庆把手放在膝盖上，手指攥着裤子布料又松开，反复了好几次，“我开始自己减量。一天一粒减成两天一粒。过了大概一个礼拜，有天半夜我从床上弹起来，不是做梦——是真的弹起来，像有人在我脑子里拉了一根线，把我整个人从枕头上拽起来。我坐在床边，脚踩在地上，感觉自己不是自己。我的脚底板踩在水泥地上，但我觉得水泥地从脚底板下面往上升了一个指节的高度——不是地在动，是我在往下沉。”

他攥紧裤子的手停下来。“从那天夜里之后，我就再也不吃肉了。”

“什么。”

“肉。什么肉都嚼不动。煮得再烂的肉，进了嘴里就像嚼棉花，嚼到最后变成一团干渣子，咽不下去。猪肉牛肉羊肉都试过，一样。后来连豆腐都咽不下去了。”赵庆的声音很平，平得不像是带着恐惧，更像是这件事已经被他消化了太久，说出来只是陈述。

唐震的右手在桌上摊开，鳞片在灯泡下没有发光，但手背上的皮肤有一瞬间紧了一下。他见过这个进程。湿尸被抽干了精气，身体的肌肉全部失去弹性；撑伞人被固化在生与死的临界点；赵庆的进程是缓慢的，从咽不下去开始，然后身体的某些部位会渐渐失去知觉，最后变成空壳。

“你有没有碰到过其他人跟你一样吃这个药的。”

赵庆的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，这是他进值班室之后第一次明显流露出恐惧以外的情绪——愤怒，“有个女的五十来岁，肝癌，吃了半年，跟我说她觉得好多了。但我看她手腕上也有一片青灰色的印子，比我的浅。她没卷袖子，领口露出来一点点。她还没发现那东西——还在谢谢安邦救她的命。你知不知道那种感觉，就是有人在害她，我不能说。说了她也不信。她的片子上的阴影没有扩大——跟我的情况一模一样，安邦的药不是治好了她，是把她的病冻住了。”

唐震听到这里手指在桌沿上按了一下。那些重病患者是自己找上门的——他们不需要被动员，不需要被欺骗，只需要被告知有一款药可以让他们的肿瘤不再扩散。他们自己会排着队来。

“你来找我做什么。”

赵庆把手伸进上衣内袋，掏出一个信封。信封是老式的牛皮纸信封，封口被撕得不整齐，边角磨得起了毛。他把信封放在桌上，手指按着它往唐震的方向推了半寸。

“我查了安邦在重庆的窝点。不是药厂——药厂是新的，门口挂着特批制药的铜牌子。还有个旧的，在城外，一栋旧楼，以前好像是药厂的旧仓库。我认识一个在里面干过装卸的，他跟我说那栋楼的负一层常年锁着门，门口挂了个铁牌子写‘实验重地’。他说有时候半夜能听见里面有动静，不是机器响，是人。很多人在同时咳嗽，咳得特别深，像要把肺从喉咙里咳出来。但负一层只有一扇门，从来没见人进去过——也没见人出来过。”

他把信封里的东西倒在桌上。是一张手绘的平面图，用铅笔在旧账本纸上画的。仓库在七星岗往西的一条巷子里，外墙没有标识，铁门上挂着一把新锁。纸上画了大楼三层，从负一层到二层，走廊用虚线标出，员工从后门进出，负一层是禁区。负一层的走廊尽头有七个房间，每个房间旁边都用铅笔圈了个圈，圈旁边写了三个字——“有声音”。

“你怎么进去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