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20章 兴昌药号 （2/3）

“你个八婆。”莫少球笑着骂她。

“龙冬同志我知道。起义后，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，那是——民国十七年，组织上要我做交通，因为我是妇女嘛，人又比较八婆，走在街上，敌人不容易怀疑。”

“整整一年，街上太危险了，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，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，顶着铜盆帽，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，上来就要搜身。如若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，说不定就抓你走。”

“我做了几个月交通，后来就调过来做交通站，和你做了两公婆。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第街，天一亮就要送到。夜里一直下雨，天快亮时雨停了，雾蒙蒙，石板路一脚滑、一脚水，鞋子裤子全湿了。”

“整条街没有一个人，只看见粪车过去，车轮嘎吱嘎吱，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，叮当叮当，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不停。我就快到地方了，联络点在平民宫旁边的巷子里。平民宫你知不知？陈济棠抓了大烟船，收来罚金造了平民宫，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，到处都是穷苦人，哪里收容得尽？军阀，就是摆摆样子。”

“只要进了巷子，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。在高第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，有人躲在骑楼下面，突然闪了出来，拦住我说：‘你不要进去。’为什么不让我进去？我又不认识这个人。”

“我就抬头看着他，这个男人又高又大，生得好靓，穿着一件雨衣，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，天光很暗，又有雾气，但是他的眼睛好亮。我倒有点不好意思。他突然说：‘里面有警察，是便衣。’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，又加了一句：‘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，有埋伏，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，在这里等。’他就这样救了我。我回来向领导汇报，领导是欧阳书记，欧阳民。他想了想说，那一定是龙冬同志。”

“龙冬，我记住了这个名字。欧阳书记还说，他和我们不是一个工作系统，他的工作比我们更重要，更秘密，所以警告我不要把这个事情向别人说。欧阳书记那天很高兴，因为他叫我送的密信太重要了，要是落到敌人手中，后果很严重。”

“实在太感谢龙冬同志了，他说，龙冬同志真是党组织不可多得的人才，广州军阀政府任何秘密他都能知道，他的情报网已经深入到敌人内部。我觉得他说得太多了，不应该把这些话对我说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暗暗为龙冬同志担心，如果他的秘密工作在地下党内部有那么多人知道，那离被敌人知道也就不远了。”

“又过了一年，我看到《广州民国日报》上说，国民党破获了共党情报网，当场枪杀了潜伏在公安局的同志卢忠德，把那个地下党小组的人全抓了，还抓到了特委书记欧阳民。唯一逃出去的只有龙冬同志，敌人可能找不到照片，还画了像登在报纸上，说是如果有人看到他，报告当地警察，可以领二百大洋。后来就再也没有消息了。”

“卢忠德，这个名字我记得，省港大罢工时有人说起过。好像是个海员。后来参加了工人纠察队，不知道是不是他。”易君年忽然想起，插进来说了一句。    “那很有可能。”莫少球说，“大罢工后，党组织找了一些革命意志坚定、机智干练的工人，让大家转入地下，还特地选了身强力壮的同志打进敌人的卫戍司令部和公安局。我也去考了公安局，仆街的公安局长朱晖日让人排着队挑，我长得像根甘蔗，瘦蜢蜢，被赶出来了。”

“什么时候的报纸？”凌汶问，“你说《广州民国日报》上登过，那是什么时候的报纸？”

“我记不清了，民国十八年，我记得是端午节前后。”

“这天的报纸还能找到吗？”凌汶接着问道。

“浆栏街转个弯就是光复路，西关报馆街，那里说不定有人知道。”莫太太说。

几个人正说着，伙计在下面叫“老细，有客”。

来人从瑞金、长汀、永定、大埔一路过来，走了十来天。他对莫少球说：“在青溪听说上海有人过来了，就怕没赶上。”

他是苏区来的信使，有重要口信，必须当面向林石传达，没想到林石并没有按照原定计划出现在广州。信使愣住了，上级给他的指示十分明确，只有见到林石，他才能说出口信的内容。

这是未曾预料到的情况，林石自己也不可能事先知道广州有重要口信等着他，必须由自己来听取。

对于信使，这是一种考验。他可以停止传达，原路回去复命。这是最为稳妥的处置，安全第一。可因为是口信，他知道内容，明白关系重大，如果不能及时传达到上海，可能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。

他不是普通信使，他是中央交通局高级别的机要交通员，像林石一样，交给他们的任务往往极其重要，却又极易出现意外情况，需要他们凭借经验和忠诚作出决定。

按照机要交通的一般做法，他甚至不用去见易君年和凌汶，但他决定见一见他们。

“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离开广州？”他问他们。

“订了来回程船票，明晚七点上船，半夜十二点开船。”易君年并不知道来人是谁，莫老板把他领上楼，只说是苏区来的老肖。

广州交通站的情形，林石向易君年介绍过。莫老板和莫太太，他们不是假夫妻，伙计也是党内同志，常驻交通站的就是他们这三个人，负责人是莫少球。平时药号里也有一些普通的伙计，生意忙时莫老板还会多找几个工人。这些人应该也都老实本分，但和地下党组织有关的秘密事务还是要避开他们。林石并没有告诉易君年会有“苏区来的老肖”。这个老肖可能很熟悉林石，他说：“他怎么搞的，自己不来跑一趟。”他们在同一个系统工作吗？易君年想。他告诉老肖：“林石同志受伤了，组织上决定让我们两个人代替他执行这次任务。”

“伤在哪里？”老肖显得特别关切。

“腿上，”易君年往自己小腿上比画了一下，“子弹贯穿了，伤不算很重，只是走远路比较困难。地下党组织有自己的医生，伤口恢复得不错。”

“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？”

原来消息并没有传到瑞金，易君年想，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的程度确实很严重。中央和地方的指挥系统有些撤离了，有些仍在原地坚持。林石的上级部门看来在瑞金，那么陈千里是由哪个单位派往上海的呢？

在地下党组织工作多年，易君年第一次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理解组织间的指挥和联络。他知道很多小组仅靠上下级个人单线联系，传达信息十分困难，指挥也不通畅。在这样的条件下坚持斗争，很多时候组织的向心力只能依靠每个人的忠诚和意志。

“特务冲击了秘密会议，没有暴露身份，组织上营救出狱了。”易君年告诉老肖。

“这个情况我们这边不知道。”

“我们真的应该尽快建立电台。”易君年说。

老肖朝易君年看了一眼。无线电台两年前就有了，十分秘密。先是因为电台功率小，收发不是很稳定，所以从上海联络南方苏区，都由香港秘密电台中转。后来，香港电台被英国警察破坏了。

下一年，红军在反“围剿”战场上缴获了大功率电台，从此上海到瑞金的无线电联络就接通了。但距离遥远，收发仍然不稳定，上海地下党的无线电小组又屡遭特务和巡捕房侦查，好几次差点暴露。